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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的理性分析/王瑜

时间:2024-06-17 08:32:2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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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的理性分析

王瑜


  郎咸平教授说中国人浮躁,不愿意认认真真去弄明白一件事情,只会盲目跟风,我比较认同。国人热衷于谈创新,对依靠降低产品价格的市场竞争行为称之为“价格战”很是不屑。企业的本性是逐利,“价格战”也是一种经营模式之一,而且行业的差别也非常大,我们不能简单判定“价格战”就没有创新带来的赢利高,这个问题需要理性的分析。
什么是价格战
  现实中,人们习惯将“价格战”与恶性的价格竞争联系起来。在网络上检索“价格战”,一般的定义多少都含有鄙视的情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所谓的“价格战”一般是指企业之间通过竞相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展开商业竞争的一种行为,也泛指通过把价格作为竞争策略的各种市场竞争行为。
  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科学地证明了价格战是消费者选择的必然。价格战本身是一种市场竞争手段,具有杀伤力强、短平快等诸多优点,被广大厂商所看好和采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更为普遍。企业家具有比平常人更加理性的经济思维,“价格战”频频出现,显然是因为“价格战”确实能给企业带来好处。长虹在1996年通过发动中国市场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价格战”,奠定了行业第一的位置;格兰仕在过去10年间,通过“价格战”把竞争对手抛在身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集佳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也是通过降低服务价格,短短几年其商标代理量在国内遥遥领先……这些企业都从“价格战”中获益了。
价格战爆发成因
  价格战爆发有一定的经济规律,一般而言价格战很少发生在高度差异化的行业。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行业,必须通过大幅降价才能说服顾客从其他公司转向自己。国内企业竞争同质化情况严重,因此中国企业的价格战更容易爆发。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很不成熟,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大部分行业都有众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这些企业规模很小、效率较低成为“价格战”的沃土。而西方市场已比较成熟,在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企业的控制下,通过“价格战”来获利的可能越来越少。
  从行业分析,“价格战”往往会在利润率较高的行业中爆发,技术进步带来产业整体成本的下降,降低价格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使用的手机曾经高达几万元一部,现在几百元随便买。中国彩电行业爆发第一次“价格战”,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彩电行业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微波炉行业爆发的第一次“价格战”也是因为这个行业被认为是高利润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市场份额小的公司在发起价格战上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些公司比较容易通过“价格战”扩大市场份额。在同一个行业中,利润最大的公司因为成本相对较低而倾向于发动“价格战”,整体实力足以击退竞争者,可以很好地控制行销成本,以成本进行竞争,长虹、格兰仕和其他“价格战”的发起者都是本身获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对于产品而言,产品都是有其生命周期,一旦进入衰退期,配合消费者预期进行的降价活动成为必然的选择。
  “价格战”对于行业内每一家公司都是考验,也是一次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效率低下的公司被淘汰出局,经受住考验的公司将会增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也成为市场发展规律。
如何打赢价格战
  同样是商品低价,国人称国美是“价格屠夫”,而称沃尔玛是“天天平价”,为什么消费者的评价一个是褒另一个是贬?虽然商品低价的原因操作手法基本相似,但高明的沃尔玛却给自己的“价格战”披上了一件企业科学管理的外衣,它宣称沃尔玛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管理是低价商品的主要原因”,以此掩盖沃尔玛超级商品杀手的真实面目。不仅为自己的“价格战”找到了理由,而且大大提升了沃尔玛形象,使消费者对沃尔玛充满了好感,并认为“天天平价”给自己带来了实惠,进而形成对沃尔玛的忠诚。国美却还停留在诸如“包销”、“特价机”等低层次的“价格战”解释上,消费者对此的反应无非是财大气粗,拿着从消费者身上赚来的钱来打“价格战”,甚至怀疑特价机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偷工减料的等,消费者获得了价格上的实惠,并对国美没有产生好印象,如果其他企业价格更低,立马用脚投票。因此打“价格战”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因素。
  打“价格战”需要注意时机,发起或跟随“价格战”的企业,多少都有点类似于体育竞技活动,第一名得冠军,精神上的荣耀和物质奖励上的收益最大,亚军次之,季军再次之,除此以外的其他选手,几乎是白费力气难以分得精神、物质的一杯羹了。打“价格战”要从企业整体考虑赢利,注意掌握降价临界点,降价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即对对手形成威胁,又能较好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购买行为,否则赔了夫人又折兵,做了赔本的买卖。据有关调研资料显示,当降价幅度达到8%-15%的时候,才能取得较好的价格战效果。企业发起“价格战”是为了赢利,不是现实的眼前受益,也是为了将来的受益。打“价格战”需要用科学的计算来方式确保自己在价格战中受益,并控制“价格战”的结果,我们可以运用“增量保润分析”来计算,公司最少要增加多少销售量才能保证从价格战中受益。换句话说,要维持降价之前的利润不变,需要销售量增加多少,对 “价格战”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精确的计算,再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决策。
作者:王律师
电话:010-51662214,电邮:51662214@sohu.com

  一、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存在难以区分的情形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而嫖宿幼女罪也为明知其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嫖宿幼女罪和强奸幼女条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受害人的身份:一个对象是良家幼女,一个对象是卖淫幼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的区分有时却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行为人与良家幼女发生关系后,为了逃避较重的刑罚,谎称其是买淫行为,而且其也确实给过幼女金钱,这种情况由于证据难以查找,我们也仅能以嫖宿幼女罪对其处罚。

  二、法律对嫖宿幼女和强奸幼女中的“幼女”是否具有承诺能力规定不同

  在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中都包含了幼女承诺的行为。虽然人们认为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有所区别,对其在性的道德上的评价并不一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二者都是属于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范畴,立法者却明显的对二者予以了区别对待。笔者认为是不科学的。在刑法理论中,我们将幼女的承诺能力推定为“自愿年龄线”,这一条年龄线并不因身份的差距而不同,它是同幼女的年龄挂钩的。在嫖宿幼女罪中,我国刑法赋予了卖淫幼女具有性承诺的权利,而在强奸罪中,刑法却认为幼女没有性承诺的权利。

  奸淫幼女和嫖宿幼女的行为侵犯的都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性权利,而且导致了同样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的惩罚力度却要远远高于嫖宿幼女的行为,刑法的规定显然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见,立法者之所以对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进行区分,或许是对卖淫女的一种歧视和否定评价,是对卖淫女尊严的一种践踏。难道就仅仅因为一个是良家幼女,一个是卖淫妓女,法律就给予明显不同的保护力度?这对于含有妓女身份的幼女是极度不公平的,这是违反公平人权的,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

  三、将嫖宿幼女罪纳入到强奸罪的探讨

  一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与嫖宿幼女罪均规定行为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而为之。而且,其也都要求行为人对于是否知道其对象为幼女,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刑法之所以对与幼女相关的条款加以特别的规定,是由于幼女心智不健全,自我辨识能力不强,因此,刑法的特殊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刑法通过规定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对幼女的性权利作出了保护,那么刑法为什么又要规制嫖宿幼女罪?这只能说明立法者在此虽然有保护幼女的思考,但是却不认为卖淫幼女的性权利值得保护。在注重保护人权的今天,法律应该平等的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无论其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这种不尊重人权的立法应该得到改善。

  二就犯罪的客体而言,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客体是幼女的身心健康,首先,是因为幼女正处于发育期间,性器官尚未发育成熟,进行性行为对其身体损害很大;其次,幼女的智能发育也尚未成熟,认识能力还不足,不具有承诺的能力。因此,只要行为人和幼女有了性行为,都将是对幼女身心健康的一种侵害。我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客体还包括社会风化。笔者认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卖淫行为在我国并不构成犯罪。将嫖宿幼女从卖淫的行为中单独的提出来规定为犯罪,其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对幼女的身心健康进行保护,而不是保护社会风化。而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的犯罪客体也是身心健康,这是没有疑问的。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嫖宿幼女罪中侧重伦理立法的价值取向被摈弃,我们应该从从权利保护角度出发,对卖淫幼女与良家幼女予以同等的刑法评价。

  由上笔者发现,刑法将嫖宿幼女单独提出规定为犯罪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幼女,但是,实质上却降低了对卖淫幼女的保护。而且强奸罪奸淫幼女条款的刑罚远远高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因为强奸罪有加重情节,而嫖宿幼女罪没有加重情节,难免就会让会使部分奸淫幼女的犯罪分子人为了逃避脚注的强奸罪而利用幼女的无知采取一些手段使其被认定为嫖宿幼女罪。由此看来刑法单独规定嫖宿幼女的行为不仅没有对卖淫幼女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不利于对卖淫幼女的保护。既然嫖宿幼女行为与奸淫幼女行为犯罪主观方面都是故意,也都要求明知其为幼女,而且都在客体上都侵犯了幼女的身心健康。那么将嫖宿幼女罪纳入到强奸罪中,不仅能更好的对幼女进行保护、顺从了人权保护的呼声,也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1988年12月2日 生效日期1988年12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精神和平等互利原则,为了两国经济的发展,通过交流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促进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合作:
  一、互相派遣专业人员考察对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经验;
  二、互相派遣专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三、互相聘请专业人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
  四、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以及科学实验用的少量种质、样品等;
  五、双方商定的不包括上述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三条 为实施本协定的科学技术合作,缔约双方将根据需要轮流派代表、代表团或授权各自的外交代表机构同对方执行本协定的机构,在两国首都商谈履行本协定事宜和签订相应的合作计划。
  如有必要,缔约双方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增加已定合作项目外的项目,并在当年执行。增加的项目将列入下一个年度计划。

  第四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本协定相互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情报以及双方科学技术合作成果,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有关执行本协定的费用负担办法如下:
  一、派遣专业人员考察或实习,由派遣方负担专业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由接待方负担专业人员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和医疗费。
  二、聘请专业人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由聘请方负担专业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包括休假国际旅费)和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办公、医疗费以及津贴费,津贴费具体金额由缔约双方商定。
  三、双方互相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情报和科学实验用的种质、样品等,除另有协议者外,其费用互免,由提供一方交接受一方国家的大使馆,并由缔约双方代表签署交接证明。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指定圭亚那应用科学院为各自的协定执行机构。

  第七条 根据本协定派遣或聘请的专业人员,应遵守所在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

  第八条 缔约双方对根据本协定派遣或聘请的专业人员应提供必要的便利,以便他们顺利完成任务。

  第九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手续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五年。在本协定期满六个月前,如任何缔约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在乔治敦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杨增业            拉贾那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