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其中第九条措施明确指出，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根据污染等级及时采取重污染企业限产限排、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机动车限行以应对大气污染，一时间又称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其实，就在不久前，深受雾霾天气影响的北京，便拟出台《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其征求意见稿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或机动车污染排放状况，划定限制机动车行驶的区域和时段。经国务院批准，城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实施限制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方案。但因该条例的上位法《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尚未修订，机动车限行这一措施被公众质疑欠缺法律依据。
雾霾天气由多种因素叠加产生，汽车尾气是祸源之一，对汽车采取一定的限行手段，有合理正当性。政府作出一项影响范围如此大的行政决策，须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支撑。就当前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法治的大背景下对机动车限行的相关问题作出梳理，并对立法进行完善，最大程度求得限制私权与维护公益之间的平衡。
　　明确界定机动车限行措施的法律属性，谨慎把握，有节而为。应当认识到，虽然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雾霾天气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和主要因素，我国日益突出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治理好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重点要在减少污染物排放、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下功夫。而限制机动车行驶，显然只是一项临时性、短暂性的应急措施，是为了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对公民私有财产——机动车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政强制行为。而为了防止公权力对私有权利的肆意侵害，应当将限行这种应急强制措施予以严格限制：须以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事故作为前提，须作为防治大气污染的最后手段出现，须仅作为临时性、短暂性的应急措施，而不能随意、频繁使用。
　　建立并完善机动车限行的法律依据，做到限行有据。《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国务院则明确指出，要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根据污染等级采取机动车限行措施，算是将由雾霾带来的严重污染天气作为自然灾害装进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制范围（该法第49条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为限制机动车运行找到了一定的法律支撑，但是与其他突发性、紧迫性十分明显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暴雨、泥石流等相比，雾霾天气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似乎有点牵强，是否会在现实工作中被滥用，成为有车一族的忧虑。而查阅《大气污染防治法》、《气象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规定，均未将雾霾污染天气作为自然灾害明确列出，由此机动车限行措施可能会面临法律依据模糊、不足的质疑。
　　笔者认为，应当尽快明确空气污染的等级标准，将极重度的雾霾空气污染天气作为自然灾害事故明确列入《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并在时机成熟后，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修改完善，将机动车限行作为法定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以确立，为其实施创造坚实的法制保障。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