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进行网络交易所涉及法律问题的探讨

赵辉/张宁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全球化热潮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由于国际互联网具有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特性，一种与传统交易形态截然不同的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交易的方式应运而生。根据国际著名的IDC顾问公司统计，预计发生在网络上的交易金额在公元2000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未来若干年内，国际互联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所在地，其蕴含的商机无可限量。
网络交易的产生与发展，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些新的问题由此产生。如网络交易如何征税、交易的安全性如何保证、交易书面形式要求、签字的确认、合同的拟订、电子提单的形式与转让、电子货币、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网络交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传统法律尚未针对网络交易这一新型交易方式进行补充或修正，造成许多衍生的法律问题无法用现行法律进行规范与调整。这使得许多准备从事网络交易的商家望而却步，影响到这一商业运作方式的迅速发展。因此积极加强对网络交易的研究，建立规范网络交易的灵活法律框架，不仅可保障进行网络交易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还可保障网络交易的顺利进行。本文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我国网络立法的现状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在我国发展迅速。为了加强管理，保障国际计算机信息交流的健康发展，国务院、邮电部等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法规和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1996年2月1日颁布，1997年5月20日修正）；《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邮电部1996年4月3日颁布）；《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邮电部1997年9月10日颁布，自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息管理办法》（邮电部1996年4月9日颁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国务院信息办1997年6月3日颁布）；《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国务院信息办1997年6月3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1994年2月18日颁布）；《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1997年12月30日发布）。应该说，这些法规与规章的颁布，对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初步建立与迅速发展期到了良好的促进和规范的作用。然而，上述我国现有的网络立法，仅仅停留在计算机及网络的建设、运营、域名注册、网络安全等网络发展初期的层面上，有关适用于网络交易的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
目前，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为了确保网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发展，纷纷着手通过对电子交易立法的研究和制定来规范网络交易。1996年12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为各国电子商务尤其是网络交易的立法提供了一个范本。1997年4月，欧盟发布了《欧洲电子商务动议》。7月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自 1999年开始，美国所有联邦政府的对外采购均采用网络交易的方式，并将英特网的影响与 200年前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1997年 11月 6日至7日在法国巴黎，国际商会举行?世界电子商务会议?，全世界商业、信息技术、法律等领域和政府部门的代表云集，共同探讨如何确保电子商务在全球运行的统一规则和标准。同时，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伦敦发表了号召各国政府支持和促进网络化贸易推广应用的研究报告，1997年，联合国贸发组织召开了全球电子商务专家会议，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便于电子商务发展的该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国际协议《信息技术协议》。虽然，这些文件大多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无疑为网络交易的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规范与标准。

二、目前在我国进行网络交易遇到的法律问题

1．网络交易合同的形式与效力。
网络交易通常是买卖双方在虚拟市场上 (如互联网)通过订立网络合同来达成的，网上合同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无纸化合同。而我国以前的《经济合同法》（目前仍有效）第五条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结清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同时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显然，传统的有关合同成立的法律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由于信息革命、技术创新带来的商务和金融电子化的需要。可喜的是，我国新《合同法》（99年3月15日公布，99年10月1日施行）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从而确认了合同除了以传统书面方式外，还可以以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作为其表现形式。虽然，笔者认为新合同法对网络合同方面的规定还很不够，但已经明确了网络合同得以生效的的法律地位。
2． 交易方身份的确认
由于电子商务交易各方绝大部分是未曾谋面的，交易又是即时发生的，因此如何使彼此的要约承诺具有可信赖性，当债务与合同义务发生不履行时，又如何有效使违约方承担起负有的法律责任，这就涉及到交易方的身份确认问题。目前，按照信息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网络上通过数字签名的方式以确定交易方的身份。所谓数字签名实际上本身并非一项?签名?，而是利用密码学的公钥（public key）特殊保密技术，以发送者自己独有的私钥（private key），将电子信息加密所产生的一连串二进制数字（bits）。而数字签名的产生和广泛运用给我国立法带来了二个新的课题。
首先，数字签名的有效性。从实质上说数字签名仅仅是一种电磁记录。这种电磁记录是否有效，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书面形式?，现行法律似乎尚未明确。因而可能造成经过数字签名的电子文件因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而使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况。虽然，新《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这只是在有关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折衷的过渡方案。因为这种传统的?签订?方式，与网络化时代跨地域、跨时空的无纸化交易方式相比还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制定单独的《电子数字签名法》以适应我国网络交易的发展需要是网络交易中支付和结算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其次，数字签名的认定。在数字签名制度下，可以通过认证中心（certification authority，简称CA）核发公钥与私钥的方式解决身份确认问题。作为独立于交易各方的权威机构，如果交易双方或第三人对当事人身份或交易内容有所质疑，认证中心即可作为鉴定人提供有关身份确认的资料与证据。这样交易双方或第三人均不得任意否认交易的发生及其内容，从而使当事人在网络这一虚拟世界环境下所发出的要约与承诺与现实世界的要约与承诺同具法律拘束力。目前，我国就有外经贸部门、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都在建立自己的 CA，如果标准不统一，带来交叉认证的麻烦将会增加交易的成本，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设立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认证中心，以解决电子商务交易各方的身份确认问题。
3．货款支付问题
在网络交易过程中，由于金融电子化，完成交易的各方通过无纸化的电子票据来进行支付和结算，而我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该法第七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签名，应当为当事人的本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并不承认经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如何修改我国的《票据法》或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电子资金划拨示范法》制定我国与之接轨的电子资金划拨法，以适应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需要，是电子商务中支付和结算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4．网络交易的税收问题。
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易的交易量将迅速发展，我国目前在互联网上的无形商品交易的税收征管法律上仍是一个空白，中国税制在设计上还尚未对网上交易作出明确规定。1997年，世贸组 132个成员国家在日内瓦达成协议，在互联网上交易使用软件和货物的免税期限至少延长到 2000年，(通过互联网定购，然后采用普通贸易方式越过有形边界，交付货物的交易仍需征关税)。我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国，该协议对我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与我国进行交易的世贸组织成员国也不受该协议的约束，为保护我国的关税自主权，应制定法律对我国在互联网上的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等)进行征税或免税条件规定。对有形商品的网上交易，则按现有法律规定办理，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完善。为推动我国网络交易的发展，或者更长远地讲为扶植、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使其面临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有必要对从事电子交易的企业实行某些优惠政策。另外，在网络这个独特的环境下，交易的方式采用无纸化，所有买卖双方的合同，作为销售凭证的各种票据都以电子形式存在，交易实体是无形的，交易与匿名支付系统联接，其过程和结果不会留下痕迹作为审计线索。如果不制定相关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手段以明确纳税对象或交易数字，很难保证网上征税的正常进行。因此，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在所难免。
5．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
由于国际互联网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如果跨过网络交易发生纠纷，就会首先涉及到管辖权与适用准据法的问题。就涉外民事纠纷而言，若交易双方并无管辖法院、仲裁地和准据法之约定，在我国则原告可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至于跨国网络犯罪若其行为或结果有一在我国境内者，我国法院即有审判权和管辖权。
在互联网上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界的概念，大多数互联网络上的活动都是跨越国界的，这就使得对于与网络交易相关的程序法基本取向应该有国际协商与相互认同，否则根据本国的法律作出的判决只在本国生效，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势必劳民伤财，执行费用有可能大大超过判决金额，这将使得跨国的判决执行无实际意义可言。随着网络交易的大幅度增长，本国法院的涉外诉讼和判决的数量也会直线上升。如果不对目前程序法中关于涉外程序的规定作出修订，那么本国当事人的权益和法律的尊严都将难以得到有力的保证。

三、结语

网络交易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活动，它的法律框架也不应只局限在一国范围内，而应适用于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得到国际间的认可和遵守。由于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是一个没有时空、地域限制的大市场，而各国控制网络交易的内容标准不一、手段也不同。国际法的原则使得一国不能将本国法律用于处理超出国土范围的争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国的经营者或客户在国外设置一个服务器或者在国外的服务器中设置自己的主页，这已成为可能，因此防止公民逃避本国司法控制的那些法律机制在互联网上将大打折扣。如果各个国家制定单独的电子商务法有可能最终束缚电子商务的发展，有鉴于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统一通用的规则即《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我国可参照该法制定本国的《电子商务法》，在坚持我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该法保持一致。并尽可能地参与到解决电子商务争端的国际立法和实施法律的方式和负责部门的工作中，以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赶上世界潮流。

【内容提要】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存在着管辖主体偏小、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主体标准不一，以及重大、特别案件管辖缺乏可操作依据等问题，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削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作出相应调整。
【关 键 词】侦查权制度核心 侦查管辖范围 互涉案件 特别侦查 管辖配套制度


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是检察机关依法对犯罪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范围，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制度的重要的、核心内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立案管辖上的分工。下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问题进行阐述，不妥之处，不吝赐教。
一、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1月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第二章《管辖》中专门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于1998年12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把检察机关侦查管辖问题进一步细化。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本身并不能解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管辖职责不清的问题，况且自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检察机关在履行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职能活动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管辖主体明显缩小，诉讼任务出现失衡
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管辖“哪些人”和“哪些案件”的问题。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而管辖的“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以及渎职、“侵权”案件。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管辖中的职能分工，突出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但比较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案件犯罪主体明显缩小，直接造成公安、检察两家侦查工作量发生倾斜，所担负的诉讼任务出现失衡，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削弱。
实践表明，我国近年来治安形势仍十分严峻，刑事案件发案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加，给公安机关带来很大压力，群众对治安形势以及较低的破案率意见很大，公安机关面临的任务越来越重。据统计，2003年----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179696件209487人，而提起公诉4692655人（此数据基本可反映公安机关的立案数据）；2007年天津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442件477人，而提起公诉12962人。在全国和我市范围内比较一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公安机关人均办案在20件（人）左右，而检察机关人均办案1件（人）左右，这些数据说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办案人员人均工作量要明显超出检察机关。
如果考虑到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共同犯罪案件较多，根据案件统计规律，刑事案件件数与人数的比例不会超过1：2，那么，也说明公安机关人均工作量要高于检察机关。如果有人强调一般刑事案件与职务犯罪案件的复杂程度不同，诉讼环节不同而强调检察机关工作量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检察机关有凑数立案、撤销案件多，以及受理纪检监察机关成品案件的现象，公安机关侦查管辖的重大、复杂案件并不比职务犯罪案件简单。
（二）两大犯罪主体采取双重标准，立法有失公平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侵权”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则对于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主体的构成采取了双重标准，即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渎职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98年1月出台的“六部委规定”主要内容是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但依据的却是《刑法》的双重标准，对渎职犯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了限制性解释，缩小到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采取双重标准立法，不但有失公平，而且也会造成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渎职而不被追究的问题出现。虽然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解释基本维持了“六部委规定”的主要精神，但这样的司法解释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法律依据不足。
（三）决定侦查案件出现立案空白
所谓决定侦查案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侦查管辖的案件。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
决定侦查是《刑事诉讼法》授予检察机关的重要侦查管辖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根据这一法律授权作出了相应的具体实施规定，但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来，我市检察机关也没有立案侦查这类案件，决定侦查管辖权没有充分行使。
另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1款“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这一规定，应当是《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宪法性依据。这里的检察权，笔者理解，应当包括对上述特别案件的特别侦查权。但这项权力在实践中却难以贯彻落实，对一些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依法介入，但由于我们自身在执法思想上出现了偏差，而没有依法履行职责，不敢监督是根本原因，从而导致法律监督职能的自我弱化。
（四）互涉案件管辖不明，可操作性差
所谓互涉案件，即一人或多人可能同时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案件。为了解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的问题，“六部委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内容。
笔者认为，“六部委规定”并没有解决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一些复杂案件上的侦查管辖职责问题，因为一些互涉案件在立案前很难区分主罪到底是贪污贿赂犯罪还是刑事犯罪，确定主罪是以谁先发现为标准，还是以涉嫌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标准？如果以谁先发现为标准决定管辖，那么，这些规定等于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以最高量刑为标准，那么贪污、受贿犯罪的最高量刑都是死刑，这样的规定似乎也等于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上述规定和司法解释只涉及贪污贿赂犯罪与刑事犯罪的互涉问题，没有规定渎职、“侵权”犯罪与刑事犯罪的互涉问题，这也是立法方面的不足。
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立法建议
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应当从有利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实现诉讼平衡的原则出发，在立法上解决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的一些问题。笔者建议：
（一）引入“职务犯罪”概念，纳入检察机关管辖
为彻底解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诉讼任务失衡的问题，强化对国有企业、事业等单位工作人员一些渎职、“侵权”行为的监督，将“职务犯罪”概念引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条文，规定不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外资、私营、股份制企业等单位，只要有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即构成职务犯罪案件，并全部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
（二）引入“公务人员”概念，统一两大犯罪主体标准
对《刑法》第93条第2款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全部纳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主体，以“公务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以“单位公务人员”概括其它性质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单位公务人员”构成职务犯罪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
（三）引入“特别侦查”概念，明确“决定侦查”范围
授权检察机关“特别侦查”的权力，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1款和《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原则性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如重大安全事故案件、重大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等；以及特别身份人员的犯罪案件，如省部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全国人大代表犯罪案件等。
（四）规定互涉案件、单位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管辖
为解决互涉案件可能出现的推诿和“抢案子”现象，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互涉案件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公安机关予以配合，而不分主罪、次罪，不论贪污贿赂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还是渎职、“侵权”案件与刑事案件互涉。
将单位犯罪纳入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比较符合实际。由于单位犯罪本身发案数量不大，况且单位犯罪往往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其中往往隐藏着职务犯罪，或者难以与职务犯罪区分，由检察机关管辖便于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利用诉讼资源，从而能够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三、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的配套措施
检察机关侦查管辖制度在解决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立案上的分工问题后，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活动的合法性和高效率。
（一）建立以审判管辖为基础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
审判管辖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管辖制度。虽然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还可能不符合地域管辖原则，但实践表明大部分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是符合审判管辖原则的。为贯彻这一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问题：
一是将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管辖原则作为检察机关侦查地域管辖的重要内容。由于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往往是犯罪嫌疑人作案地或者主要作案地，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便于调查、核实证据，便于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部门联系，也便于审判。
二是以侦查级别管辖为基础，建立侦查一体化制度［1］。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以犯罪嫌疑人的不同职务级别附之以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数额作为侦查级别管辖的依据是很有必要的。所谓侦查一体化，就是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侦查部门、同一机关内部不同的侦查部门是一个有机整体，上级检察机关有权管辖下级检察机关的案件，并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有绝对的侦查指挥权，可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决定案件管辖及移送。侦查一体化制度是侦查地域管辖的必要补充。
（二）完善自行侦查工作制度
自行侦查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自己开展搜集证据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活动。对于自行侦查活动，《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得比较笼统。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在以下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一是可以决定自行侦查的条件。当发现公安机关有非法收集证据、徇私枉法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有关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时，应当决定自行侦查。
二是经过自行侦查如发现案情重大复杂，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重新计算办案期限；也可以在自行侦查终结后决定直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对于直接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可以申请复议复核。
（三）完善初查工作程序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立案侦查前均进行必要的初步调查，即我们通常讲的“初查”。初查也是确定侦查管辖的第一步。检察机关通过对举报材料的核实，初步确定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在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后根据侦查管辖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者内部侦查部门。
（四）、完善提前介入制度
“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6条“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在进入提请逮捕前进行监督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前介入”对于确保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确保自身侦查管辖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建议:
一是对《刑事诉讼法》第8条作必要的修改，明确“提前介入”的目的，把它作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管辖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不仅仅是引导、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66条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必要条件、案件的范围和类型，以可能涉及职务犯罪案件、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案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