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0〕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有利于增加医疗卫生资源，扩大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有利于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重要意义。要抓紧清理和修改涉及非公立医疗机构准入、执业、监管等方面的文件，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文件，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营造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
发展改革委　卫生部　财政部　商务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国发〔2009〕12号）精神，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现就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提出以下意见：
　　一、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
　　（一）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各类医疗机构。社会资本可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卫生、民政、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要依法登记，分类管理。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有资质人员依法开办个体诊所。
　　（二）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设置应符合本地区区域卫生规划和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各地在制定和调整本地区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其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规划时，要给非公立医疗机构留有合理空间。需要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时，在符合准入标准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三）合理确定非公立医疗机构执业范围。卫生部门负责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类别、诊疗科目、床位等执业范围进行审核，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执业范围与其具备的服务能力相适应。对符合申办条件、具备相应资质的，应予以批准并及时发放相应许可，不得无故限制非公立医疗机构执业范围。
　　（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要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合理确定公立医院改制范围。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公立医院改制，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适度降低公立医院的比重，促进公立医院合理布局，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要优先选择具有办医经验、社会信誉好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公立医院改制可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以及部分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先行试点，卫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出台相关办法。在改制过程中，要按照严格透明的程序和估价标准对公立医院资产进行评估，加强国有资产处置收益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制定改制单位职工安置办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五）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进一步扩大医疗机构对外开放，将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调整为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允许境外医疗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我国境内与我国的医疗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立医疗机构，逐步取消对境外资本的股权比例限制。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境外资本既可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可以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境外资本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举办医疗机构。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资本在内地举办医疗机构，按有关规定享受优先支持政策。
　　（六）简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设立由省级卫生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其中设立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的应征求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意见。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设立由卫生部和商务部审批，其中设立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的应征求国家中医药局意见。具体办法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二、进一步改善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执业环境
　　（七）落实非公立医疗机构税收和价格政策。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提供的医疗服务和药品要执行政府规定的相关价格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自主定价，免征营业税。
　　（八）将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非公立医疗机构凡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符合医保定点相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和民政部门应按程序将其纳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定点服务范围，签订服务协议进行管理，并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政策。各地不得将投资主体性质作为医疗机构申请成为医保定点机构的审核条件。
　　（九）优化非公立医疗机构用人环境。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鼓励医务人员在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间合理流动，有关单位和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执业变更、人事劳动关系衔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档案转接等手续。医务人员在学术地位、职称评定、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不受工作单位变化的影响。
　　（十）改善非公立医疗机构外部学术环境。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职称考评、科研课题招标及成果鉴定、临床重点学科建设、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资格认定等方面享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
　　各医学类行业协会、学术组织和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要平等吸纳非公立医疗机构参与，保证非公立医疗机构占有与其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相适应的比例，保障非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享有承担与其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职务的机会。
　　（十一）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配置大型设备。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按照批准的执业范围、医院等级、服务人口数量等，合理配备大型医用设备。
　　非公立医疗机构配备大型医用设备，由相应卫生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各地制定和调整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当地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需要，合理预留空间。卫生部门在审批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开设的诊疗科目时，对其执业范围内需配备的大型医用设备一并审批，凡符合配置标准和使用资质的不得限制配备。
　　（十二）鼓励政府购买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鼓励采取招标采购等办法，选择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政府下达的医疗卫生支农、支边、对口支援等任务。支持社会资本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个体诊所等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非公立医疗机构在遇有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并按规定获得政府补偿。
　　鼓励各地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及人员培养等方面，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给予积极扶持。
　　（十三）鼓励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并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红十字会、各类慈善机构、基金会等出资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或与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对口捐赠关系。
　　（十四）完善非公立医疗机构土地政策。有关部门要将非公立医疗机构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如需改变，应依法办理用地手续。
　　（十五）畅通非公立医疗机构相关信息获取渠道。要保障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政策知情和信息、数据等公共资源共享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权益。要提高信息透明度，按照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及时公布各类卫生资源配置规划、行业政策、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
　　（十六）完善非公立医疗机构变更经营性质的相关政策。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得转变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确需转变的，需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社会资本举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转换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可提出申请并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变更后，按规定分别执行国家有关价格和税收政策。
　　（十七）完善非公立医疗机构退出的相关政策。非公立医疗机构如发生产权变更，可按有关规定处置相关投资。非公立医疗机构如发生停业或破产，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三、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规范执业。非公立医疗机构作为独立法人实体，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非公立医疗机构要执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规和相关规定，提供医疗服务要获得相应许可。严禁非公立医疗机构超范围服务，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和医疗欺诈行为。规范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广告发布行为，严禁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告。卫生部门要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疗质量控制评价体系，通过日常监督管理、医疗机构校验和医师定期考核等手段，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和审核。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将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纳入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日常监管范围。发挥医疗保险对医保定点机构的激励约束作用，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
　　（十九）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守法经营。非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登记的经营性质开展经营活动，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票据，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所得收入除规定的合理支出外，只能用于医疗机构的继续发展。对违反经营目的、收支结余用于分红或变相分红的，卫生部门要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按规定责令停止执业，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营利性医疗机构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非公立医疗机构要按照临床必需的原则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服务，严禁诱导医疗和过度医疗。对不当谋利、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卫生部门要依法惩处并追究法律责任。财政、卫生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财务、会计制度及登记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审计监督作用。
　　（二十）加强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卫生等部门要按照非公立医疗机构等级，将其纳入行业培训等日常指导范围。各地开展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培训、全科医生培养培训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专业人员教育培训，要考虑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人才需求，统筹安排。
　　（二十一）提高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推行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聘用职业院长负责医院管理。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医院管理公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采用各种方式聘请或委托国内外具备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的专业机构，在明确权责关系的前提下参与医院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指导非公立医疗机构依法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二十二）鼓励有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做大做强。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引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发展，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口碑。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加强临床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
　　（二十三）培育和增强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感。非公立医疗机构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精神，加强医务人员执业道德建设和人文精神教育，做到诚信执业。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采用按规定设立救助基金、开展义诊等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完善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在行业自律和维护非公立医疗机构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十四）建立和完善非公立医疗机构投诉渠道。非公立医疗机构可以采取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等形式，维护自身在准入、执业、监管等方面的权益。可以向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接到投诉的部门应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正式通知投诉机构。
　　（二十五）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法律意识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

徐卫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写入宪法修正案、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并强调的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以“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可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不仅仅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应当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就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
3、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一致性。目前我国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领导干部，尤其是长期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几乎没有想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与我党的宗旨所确立的政治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有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政治责任意识，而没有法律责任意识。因此，领导干部只有树立了与依法治国方略相一致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基本素质，也才能为完成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使命做好充分的准备。
综上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应当属于与其职务职权相应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必须具备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对全社会发挥出应有的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为促进全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