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关于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0〕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关于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
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
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农业资源禀赋最好、粮食增产潜力最大的地区。近年来，随着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农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但是，东北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撑能力仍然薄弱，农业生产效率效益依然不高，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根据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发挥东北地区资源优势，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支撑，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发挥国有农场引领示范作用，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全国重要的畜禽水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二）发展目标。到2015年，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亿吨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农产品加工率达到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0%，耕地灌溉率达到30%，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6以上，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到2020年，东北地区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二、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三）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和特色农业。按照《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的要求，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能力。重点支持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辽河平原发展优质粳稻，并在其他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适当发展水稻种植。建设优质专用玉米产业带，着力提高单产。加强优质大豆生产基地建设，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提高蛋白或油脂含量，实行分种分收分储，提升生产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建立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加快发展果蔬、花生、食用菌、北药等经济作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设施农业。
　　（四）积极发展畜禽和水产养殖业。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畜禽养殖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和养殖加工一体化水平，严格质量管理，建设肉蛋奶和绒毛生产基地。采取投资补助或以奖代补形式，重点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用水用电执行农业水电价格。支持适应东北地区气候环境的良种驯养及繁育基地建设。大力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积极创建健康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支持辽宁省发展海洋牧场。加强东北地区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有机健康养殖。
　　（五）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坚持以生态建设和资源培育为主导的林业发展方向，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和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加强东北地区森林生态保护，大幅调减森林采伐量。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育林和管护。依托林区森林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绿色食品、林木精深加工、林业生物质能源和商贸物流等接续替代产业。加快推进国有林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地方行政、森林资源管理和森工企业生产经营分开。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认真总结国有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稳步推进，建立健全促进林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工农业优势，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生产规模化、质量标准化、产品品牌化。重点支持粮食、肉类、牛奶、水产品生产大县（市、区、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资金要加大支持力度。
　　三、加强现代农业基础条件建设
　　（七）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完善县级农田水利规划，加强东北地区中西部水源工程和东部灌区工程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灌溉面积，提高防洪排涝能力。加快引嫩入白、哈达山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三江平原灌区、尼尔基水库下游灌区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加强中小河流和中小型病险水库治理。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灌溉用水保障能力。合理开发空中云水资源，建设人工增雨基地。
　　（八）大力发展农业节水灌溉。采取经济、科技、行政等综合措施，全力推进节水型农业建设。加快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和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建设，完善田间末级灌排沟渠，扩大节水灌溉面积。积极推广应用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和装备，发展旱田灌溉。加强农业用水的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鼓励组建灌区农民用水者协会等组织，推进用水计量收费。在部分有条件的灌区，开展用水累进收费制试点。
　　（九）提高耕地质量。以《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确定的产粮大县（市、区、场）为重点，大力推进基本农田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加强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农业发展银行要安排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予以支持。推进松嫩平原西部盐碱地、辽河平原中北部棕壤区渍涝盐碱土地和辽西北干旱丘陵中低产田改造治理。按照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分担的原则，在东北地区率先建立定期深松作业补贴长效机制，开展耕地轮作试点，研究出台配套扶持政策。逐步推广激光平地、联合耕整地技术。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率、入户率和到田率。高度重视土地有机质的补充积累，鼓励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
　　（十）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强玉米收获、水稻插秧、深松作业等薄弱环节，积极推广大马力、高性能、节能环保和复式作业机械，推进农业生产全过程、多领域机械化。扶持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和农机协会，培育壮大农机经纪人队伍。支持开展大型农机租赁业务。加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农机安全监理、试验鉴定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用航空。
　　四、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十一）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重点在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储粮、粮食收储快速检测技术等方面实现新突破。统筹协调国家科技计划、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程，支持基础较好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建立和完善东北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生猪、奶牛和肉牛等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和综合实验站。围绕东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加强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提高良种供给能力。
　　（十二）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创新管理体制，健全运行机制，提高人员素质，完善设施条件，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引导各级农业教育、科研、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组织承担农技推广、科技培训等服务项目。培养一批农村科技示范户，发挥其对周边农民的技术传帮带作用，地方人民政府要对业绩突出的示范户给予补助和奖励。
　　（十三）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智能农业和智能粮库，积极推进种养业生产过程、农产品加工和粮食流通信息化。大力发展面向农业大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供应链管理，带动上下游农户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人民政府要搭建好本级农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信息资源，实行信息采集、会商、分析预测和对外发布的规范化管理，积极推进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点建设。
　　（十四）加快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村文化、教育、科普、农技设施的作用，以科技示范户、农机大户、从事种养业的骨干农民和村干部为重点，推进农民培训职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大力培养懂生产、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支持有技术、有资金的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带动当地农村就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五、创新现代农业经营机制
　　（十五）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积极培育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土地规模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十六）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认真落实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引导扶持种植、养殖、农机、流通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参股龙头企业和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制度建设，创立自主品牌，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十七）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一批市场开拓能力强、经营规模大、辐射面广的大型龙头企业，支持企业加大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力度，打造知名品牌。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委托生产、保护价收购、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上下游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立产品质量追溯机制，推行标准化生产。
　　六、完善现代农业市场流通体系
　　（十八）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要科学规划，支持东北地区建设一批集市场、物流、检验、信息于一体的特色农产品集散地，突出区域优势特色，强化专业化规模经营，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全面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对接”，建设农产品直销采购基地。完善以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渠道、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粮食购销服务网络。适时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东北优势农产品期货新品种。
　　（十九）完善粮食仓储设施。优化粮食仓储设施布局，推进储粮多元化。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仓储设施建设和承储国家政策性粮食。支持粮食企业扩大仓储能力，增加烘干设施，提高质量检测水平。继续组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尽早在东北地区农户普及科学储粮。发展适合大农户的粮食仓储物流模式和技术，积极支持“粮食银行”等新型粮食仓储流通业态发展。
　　（二十）增强农产品运输能力。加快东北东部铁路建设和西部铁路通道扩能改造，在粮食产量、调出量大的县（市）新建、整合一批大型粮食收储点和战略装车点，配置散粮汽车、吸粮机等设备，推进散粮“入关”铁路直达。提高散粮铁水联运比例，加快东南沿海地区港口专业化散粮装卸设施、配套粮食储备库建设。推进干线公路升级和农村公路交通网建设，提高公路运输能力。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探索通过境外港口开展江海联运和陆海联运，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调运大宗农产品。
　　七、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二十一）促进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立若干个循环农业示范点，推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木加工剩余物等农林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发展米糠油、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人造板材和固体成型燃料等新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种养业一体化。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太阳能、风能等，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二十二）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护东北地区黑土资源，以有机培肥为基础，定向培育退化黑土和薄层黑土。开展退化草原治理，通过禁牧、休牧、轮牧及生态移民等措施，增强草原的自我修复能力。开展松花江、黑龙江、图们江等重要水域增殖放流，加强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控制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二十三）大力发展绿色和有机食品。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东北绿色和有机食品品牌，扶持创建若干个上规模、标准化的原料产地，鼓励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把东北地区建设成我国最大的绿色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加强绿色和有机食品认证标准、检验、监管、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东北绿色和有机食品连锁超市。
　　八、发挥黑龙江农垦等垦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十四）加快黑龙江等垦区现代农业发展。加强垦区现代农业支撑条件建设，国家相关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要覆盖到垦区，垦区所在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垦区的指导和支持。垦区要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农业装备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切实发挥先导示范作用。
　　（二十五）鼓励垦区为地方农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充分发挥垦区机械化水平高的优势，不断扩大农机服务范围，探索土地代耕制、承包租赁制和托管制等经营形式，由代耕作业向全程生产作业、由个别农户向整村（屯）推进发展，发展土地集约经营。进一步拓宽垦区农业科技服务领域，加快把农垦的现代生产方式推广到周边农村。推进场县合作共建，不断扩大共建范围和领域。
　　（二十六）积极推进农垦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农垦系统政企关系，强化地方人民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逐步将垦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适当选择集中连片、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心垦区设立市镇。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等大型农垦企业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九、统筹城乡和工农业发展
　　（二十七）积极探索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途径。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大中城市较多的优势，加强组织协调，提升城镇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统筹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拓展农民转移就业空间，有序引导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造条件。
　　（二十八）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把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突出抓好一批中心镇、中心村的规划和建设，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规范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引导乡村居民适度集中居住，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做好农村公路规划建设，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二十九）努力构建以工促农发展的新机制。有效发挥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努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装备保障。装备制造企业和科研机构要适应粮食生产和仓储流通机械化需求，积极研制生产大马力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玉米高效联合收割机、半喂入水稻收割机、水稻育秧工厂化成套设备、高效粮食烘干设备、散粮物流设备等产品；适应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需求，积极研制粮食、乳、肉等农产品精深加工成套设备；适应农业资源综合利用需求，积极研发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和各类固化成型设备、沼气发酵及储气一体化装置等。资源型城市和矿业企业要组织做好老矿区的复垦整理工作，积极利用工矿区废弃土地发展设施农业。
　　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三十）加大投入力度。中央各类农业投入要继续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加大农业“四项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继续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中央有关要求，积极增加农业投入，探索政府财政性强农惠农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相互结合的有效途径，采取贷款贴息、投资补助、以奖代补、费用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建设。
　　（三十一）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抓紧研究在黑龙江、吉林等粮食主产省（区）建立商品粮调销机制。尽快取消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积极稳妥做好粮食政策性财务挂账消化处理工作。
　　（三十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大力支持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规范有序发展，逐步形成合理分工、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要针对东北地区农业作业特点和农民需求，合理确定农民生产性贷款期限。鼓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政策性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探索建立财政扶持农业保险的机制，逐步扩大农业保险品种，完善理赔制度。
　　（三十三）统筹各类强农惠农资金。进一步完善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各部门在涉农投资安排、规划编制、项目审核、投资计划编制下达、项目组织实施等环节的沟通和衔接，从中央和地方多层次积极推进政府强农惠农资金整合。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整合使用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资金。积极推动各类财政补贴资金整合和统一发放，简化补贴手续，降低操作成本。
　　（三十四）开展相关试点工作。在条件成熟的县（市）组织开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民办公助、先建后补”试点，中央财政根据地方项目规划、资金安排、农民筹资筹劳以及开发任务完成等情况，制订补助标准并拨付补助资金。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情况，积极开展现代农业发展综合试点，在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统筹整合强农惠农资金、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农业综合机械化、完善金融手段、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发挥农垦引领示范作用等方面，探索实践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有关部门要积极给予指导和支持。
　　（三十五）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支持建设东北特色农产品基地和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加强对大豆、大米、玉米等大宗粮食进出口的调控。加强同东北地区周边和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业生物技术、大型新型农业装备研制等领域的科技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农场）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齐心协力，各尽其责，抓紧研究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工作。


摘要：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以下简称《消法》）的施行以来，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专门法律的颁布说明了政府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高度重视。众所皆知，一部法律的实施需要被约束客体去按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自觉去遵守，行政部门地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的依法审判,方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言,体现法律所表现的阶级意志,从而达到法律制定者所预期的目标。我国的《消法》虽然实施了，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却未能得到切实完善地保护，众多受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群体却并未实际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5年随着“王海”现象的?生，中国出现了一批被经营者冠为“知假买假”王海式消费群体，他们通过自学法律知识和商品知识知假买假以消法49条进行索赔，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打假索赔浪潮。王海现象发生无疑对中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树起了典范，唤起了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谁也不可否认，王海现象对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与维权行为的参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海现象在中国不断演绎过程中,他们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演绎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对社会商品市场秩序的规范做出了贡献，百姓称他们为英雄、消费者的保护神。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王海现象在经历诞生、高峰、低谷状态，其与来自社会不同的声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有支持也有反对 “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其争议的焦点在于“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者这一范畴，学者观点不一，各地审判实践也是各不相同，在《消法》的具体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知假买假”者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本文笔者对“知假买假”索赔予以支持论，以“知假买假”属消费者范畴，应保护“知假买假”为主论，论述法律应该保护“知假买假”并提出对“知假买假”保护之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就《消法》的补充、完善提出一些意见、观点。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 公众性之质疑

（一） 不保护“知假买假”涉嫌变相护假
2002年7月13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规定，“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行为，因而不予立法保护。此举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市民中引起巨大反响。人们不禁要问：“王海”们从此无法立足上海，究竟是打假英雄的悲哀还是《消法》的悲哀？上海对知假买假者不保护，到底要保护什么？何为知假买假？上海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认为，只要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购买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打假行为：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此三种消费行为果真列入知假买假范畴，而不受到《消法》保护，确实令人茫然无助、无所适从，很可能让一些不知假却买了假的人受到伤害，得不到保护。现实生活中，尽管消费各环节政府都加大了打假力度，尽管涌现出不少“王海”式的打假英雄，然而，各种造假卖假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吃穿用的应有尽有，假货可谓泛滥成灾、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防不胜防，百姓深受其害。回顾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全国震惊的“梅花K假药事件”；“齐二假药事件”；“欣弗”假药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后果：20多人致死、数百人被送进医院抢救；六名造假者被判处死刑）；“2003年云南元江假酒中毒事件”（后果：30多名假酒中毒患者，其中4名患者因中毒过深死亡）；“2002年台湾宜兰彰化等县假酒中毒事件”（后果：8人死亡，20多人中毒）；“台湾假米酒事件”（后果：十余名民众出现冒冷汗、眼睛暂时失明等症状）；“2005年剧毒敌敌畏茅台”；2004年“纯桂林米酒”毒人事件（后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酒贩子李久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161635.5元。）；“2004年广州毒酒杀人事件”（后果：导致14人死亡、41人受伤，首犯程才明以销售有毒食品罪一审被判死刑，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3年到1年零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以及近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致众多儿童患泌尿系统结石病）……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如果不允许“王海”们在上海打假，无疑是壮了造假卖假者的胆量，显然不利于约束规范商家，净化市场环境。就“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京生明确表示：《消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从立法程序来说，地方机构无权对法律中的“消费者”内涵和外延作出限制性解释，也就是说，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或上海人大无权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除非全国人大作出此规定。另，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中，并没有“知假买假不受保护”的条款，此观点只是上海消协一位负责人的个人观点。董京生表示，任何一部地方性法律，都必须遵循基本法，也就是不能超出[1][2]《消法》的基本准则，《消法》规定除了购买商品用于投入再生产的不是消费者外，其他的都是。如果要更改《消法》中消费者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权利在全国人大，因此上海消协对“消费者”的解释不符合法律程序。其次，从消费动机对消费行为加以限制，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消费动机很难认定，而且也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另外，从结果来看，如果真的不保护知假买假者，最终结果只是保护了制假售假者的利益，而受到损害的是依法经营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这种结果和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董京生由此推定，不论是否有人或有多少人提出这项动议，都不可能获得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机关纵有三头六臂，恐也力不能及。如此说来，“王海”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仅不能将他们逐出上海，而且还必须加以重点保护；既要鼓励他们依法索赔，又要兑现承诺，进一步加大奖惩力度。只有将卖假者罚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老百姓才能买得放心，用得安心。［2］因此不保护“知假买假”实际上是变相护假。
（二）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无法律依据
从我国《消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目的而言消法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消法规定了消费者的权益与经营者的义务，同时消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条款即消法49条，做为对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的一种法律上的惩罚而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护。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方式打击假冒伪劣，行使公民社会监督权，从法律的法理、社会运用与实践分析而言，人们对立法条款上是存在理解与运用上的不同异议。
有人认为，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但却无从证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末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消法定义不难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即除了购买商品用于投入再生产的不是消费者外，其他的都是消费者。但也有人士认为：“在经营场所观赏、闲逛、寻人、打假等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应排斥于《消费者法》保护的对象之处，不属于《消费者法》调整范围和保护对象”。［3］笔者认为对于消费者定义应从利于公共利益与利于消费者利益进行立法宗旨及立法精神解说，而非狭隘解说来保护售假经营者，排斥有法律知识、商品知识的合格消费者即“知假买假”行为。《牛津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解释是:“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4］"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5］也就是说,无论消费者购买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买了,就是消费者。而国内有些学者将“消费者”的概念理解为“为自己消费而购买的人。”这为“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即消费者是否仅应限定在为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我国民法专家王利明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他认为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或者说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不是一个商人或者为交易而购买的人，就应当认为他是消费者。至于购买者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对知假买假者适不适用《消法》49条？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消费者?《消法》49条本身没有规定，也没有针对《消法》49条的司法解释。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人士，都是在以自己的理解解释消费者的概念，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于法无据，便理所当然是消法所调整范围与保护对象。
（三）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亦没有客观依据
在经营者提供商品进行消费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是很难准确判定商品的真伪，也不可能从法律意义上直接认定其“知假”，商品购买者知不知假，多是经营者主观揣测，却难以提供客观证据。在处理消费纠纷时其实就是经营者为了抵制消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而主观臆测，不愿意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的不为行为。在一些反对论上更有甚者竟将消费者分为强势群体（social Strong group）与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认为《消法》只适用保护弱势群体，王海式的“知假买假”不属弱势群体，理由是“王海式的消费者信息灵通，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力，懂得一定的技术，掌握一定的鉴定能力、法律知识和索赔、诉讼能力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6］在经营者与消费整个群体中，经营者才是强势群体，而不是与消费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相比得出谎论。做为消费者应该与不法经营者进行反欺诈斗争，而不是与有法律维权经验，有商品知识的消费者抗衡。任意将消费群体的剥离是对不诚信经营者的妥协与让步。也违背了法律立法的根本精神。不难看出恣意排斥强势消费群体（ social Strong group），是在相对于弱势消费群体而言。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谁是强者？知假买假是消费者，是通过自学法律，商品知识而进行的消费维权。倘若谁具备了法律知识、商品知识及维权技能进行维权或有意识地参与维权就不是消费者，不是弱势群体，未免有些牵强。每年的的三月十五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进行消费维权宣传目的是什么呢？宣传无非就是提高消费者群体的维权意识，增强消费维权观念，预防商业欺诈并进行反欺诈活动。即便是“知假买假”，也于法无据，考察这种行为该不该受到鼓励，应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这种行为打击了制售假冒伪劣的不法经营者，有利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利于消费者维权，也有利于国家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因此在司法审判与行政处理消费纠纷时，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是不客观的，其实质上是侵害了消费者购买自由权。同时，臆猜消费购买动机就是对法律的意淫，只要购买且有有效票据证明消费合同就应当是接受服务是消费者,臆测知假买假主观动机亦没有客观依据。另外，我国最高法院民法专家杨洪逵不赞成说消费者“知假买假”。他认为判断商品的真假，不应是消费者、商家甚至鉴定机构说了算，而应是通过法院审判确定的。消费者只能是疑假而买，可能是自觉买的，也可能是不自觉买的，然后事后发现的。其怀疑的根据是自己的经验，并不确定。因此，消费者疑假而买要冒着败诉的风险，这种风险并不比经营者的风险小。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消法》第49条从法律上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并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予以加倍惩罚。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索赔时的一种权利，允许消费者利用自己的识别能力，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即使消费者真是知假买假，也是经营者的售假行为发生在先。既然政府能够制裁经营者，消费者为什么不能得到一点利益呢？法律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价值衡量和倾斜机制让社会力量发生作用，政府和老百姓结合起来共同维权。《消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该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消费者”和“经营者”是相对应的概念，界定消费者的标准，应该看购买者所购的商品或服务是用于生活消费，还是用于获利的生产经营目的，只要不是用于获利的生产经营的购买者，都应该是消费者。在此前提下，无论是知不知假的购买者，都应视为消费者，受《消法》保护，不应以“知假买假”为由，将消费者排斥在《消法》保护范围之外。[7]
（四）知假买假概念的由来、司法实践运用与分析
“知假买假”这个名词的由来，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个新的名词是相对于排斥因买到假货而要求赔偿的消费者权益主张而言或者是传媒出于一种新闻炒做而生产的新名词。“知假买假”其实质是经营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概念，是抵制消费权益受损惩罚性赔偿的借口而已，“知假买假”反对呼声最高的无非是代表经营者商业利益的群体，其本身违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在95年与94年消法颁布中间，这个名词就不存在，闻未所闻，究其因那就是没有消费者要求经营者对受损害权益进行赔偿，也没有这种要求赔偿的意识和理念，消费者未运用消法49条，知之也甚少。那时侯经营者根本想不到这个名词，因为没有当今的知假买假影响其利益而已。更何况没有经营者在因欺诈消费者时主动自愿履行消法49条。当出售假冒伪劣面临索赔时，制假生产者与售假经营者似乎更热衷于大论特论“知假买假”为自己籍口转移视线削弱公众对其的舆论谴责而非正视自身售假制假者的可恶社会形态和自身的负罪感。另外，何谓知假买假?在法律界定上仍是个问题,对于上海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认为，只要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之一的购买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打假行为：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二是出现重复购买行为；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笔者认为，上述三条是一种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言语，也是不可理喻的。首先，“购买达到一定数量”的“一定数量”到底是多少？现在人们富裕了、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会在休息时间大批量购买，进行超前购物储备消费以免得浪费时间，难道你能说不是消费者了吗？“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的说法就更加令人费解，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时商家没有“限量供应”，也没有要求提供“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那么发现商品有问题就必须证明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的说法对消费者很不公平，反而是为卖假和造假者大开方便之门，降低他们的卖假和造假的顾虑及赔偿损失。其次，对“重复购买行为”的这种认定不可理喻。如果已经证明是假货，得到索赔的消费者，竟然还可以在市面上重复买到，那么就是商家在“知假卖假”和“知假造假”。怎么惩罚造假和售假的都不为过，提出重复购买就不是消费者，商家可以理直气壮地逃避加倍赔偿的惩罚，这种“认定”如果成立，造假者和售假者肯定要偷着乐！因此在司法审判践中应当正确运用《消法》立法条款之精神与立法目的做出利于保护消费者的裁定而不是做出利于售假的经营者的判决。
（五）知假买假者是消费者符合逻辑
凡事皆有前因后果。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的论断，是根据结果倒推了原因，因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取双倍赔偿，所以得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这种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区分是知假买假索赔与不知假买假自用，对判断是否是消费者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知假买假索赔完全可以主张：买来是要用的，假的没法使用，因此要依法索赔到法院起诉，是符合逻辑的。另外，《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笔者认为，只要购买了商品，有购物凭证就当属接受了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以此类推，亦是符合消法定义。
（六）双倍索赔是符合消法价值取向
“知假买假”是以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这是不应该成为被指责、不保护的理由。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难道不与他的利益有关?关键在于知假买假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有没有伤害到法律所保护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知假买假依法索赔，不但没有损害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反而有利于扼制日益猖厥的造假、售假歪风，维护国家、个人的利益，这才是《消法》应追求的法律、社会价值。经营者可以卖假货，为什么不能买假货?更何况是否假货的判定真正权利在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确切地说知假买假应是疑假买假。立法者之所以制定消法49条，当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同样也是规定了惩罚性条款，以此惩罚经营者售假货赚取黑心钱的不法行为。而售假行为不受遣责，“知假买假”，依法双倍索赔却反倒受到遣责，这是与消法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知假买假双倍索赔应属消法保护范围是不容置疑，知假买假也当双倍赔偿。［8］
（七）典型审判实践“知假买假”受消法保护
《消法》从诞生之日起至今有14年，知假买假现象自95年开始至今13年，曾一度倍受社会关注，到今天处于尴尬地位，一起一伏，可谓经历了支持与反对的不同声音。现在也无法律明文明确学者界的争议，知假买假处于仍真空地带，从发展的高涨到低谷再至司法审判机关的立场转变，实属不易，从近年来的司法审判结果来看，司法机关已近乎明确“知假买假”是消费者并受《消法》来保护。
1?例如：2005年12月因价值7.4元一包的保健食品，深圳沃尔玛商场被职业打假人冯某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赔一。此案一审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以知假买假未受欺诈为由判决打假者败诉，而二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未有证据证明职业打假人未受欺诈，改判沃尔玛商场给予打假者“退一赔一”14.8元。一审主审法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不支持职业打假者的个人打假行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推翻一审判决，首次作出给予职业打假者赔偿的判决。法院终审认为，冯某虽是职业打假者，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购买涉案商品时就知道该商品冒用了绿色食品标志，故原判认定其购买该商品时没有受到欺诈，依据不足。为此，法院判决商场向原告退一赔一。［9］再如，深圳李某状告深圳市某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销售假药案一审获胜案，法院判决被告退一赔一；李某状告深圳市某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销售化妆品一审获胜案；深圳李某状告深圳某百货公司销售化妆品一审获胜案，判决退一赔一等。在上述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非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法院未予以采纳，承认李某是消费者是受消法所保护范围的，故一审法院支持了李某的合理请求，即消法第49条。［10］
2?例如：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告王海东与上海真知旅游购物中心产品质量纠纷一案的批复》：“原告向被告购买无绳电话，并无违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无绳电话没有邮电部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也未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核发的‘无绳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书’，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禁止销售的产品。被告这一行为是对不特定的消费者的欺诈。经营者违法经营不仅应接受行政处罚，也应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判令被告承担责任。”正是因为这个态度明确，不同凡响的《批复》，要求全市各级法院，无论购买商品者是什么人，无论他是否知假和个人生活需要．凡经营者经举报、审查确认构成欺诈的，一律适用《消法》第49条，给购买者退一赔一。这就使得上海市场相对全国各地市场而言，虽不能说假劣绝迹，确实做到了购物环境和执法环境的净化和优化。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除将“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关于贯彻施行若平问题的意见》第68条)延伸适用于 《消法》第49条，并将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复》推广全国法院系统参考适用。［11］
3?例如：天津张某诉沃尔玛深国投百货天津和平路分店销售睡衣欺诈消费者判决退一赔一。天津孙某诉“乐购超市”销售假冒保健茶被判双倍赔偿；孙某诉沃尔玛销售的极品海参被判双倍赔偿等。从审判结果来看天津市审判机关是保护知假买假行为，知假买假是属于消费者范畴。［12］
上述司法审判中，不难看出目前司法审判机关承认了知假买假消费者的地位，虽未有明文颁布，但从典型审判实践判决中可以看出来，知假买假就是消费者，是受《消法》保护的。
（八）索赔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原理，普通消费者与卖假货的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在商品信息的获取上总是处于劣势，而知假买假消费索赔，在获取商品信息上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所得到的商品信息也明显多于其他消费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知识与商品知识丰富的知假买假者，使得交易天平中处于弱势的消费者一边多了一个有分量的砝码。一言以蔽之，知假买假索赔不会损害普通消费者的权益，只会间接保护普通消费者不受假货之害，通过索赔新闻案件宣传了《消法》的精神，增强了消费者维权法律意识。由此而言，在知假买假索赔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消费行为的争论上纠缠不休已经毫无意义。《消法》的宗旨本身就在于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无疑，通过文字游戏，认定知假买假索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行为就不予以支持，本身就有变相支持售假的嫌疑。［13］由此看来，知假买假消费索赔利于谁？不利于谁？学界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说透彻点，知假买假只是阻碍了造假生产者与售假经营者的最大利益的“罪魁祸首”而并未损害公共利益与消费者利益，故知假买假依法索赔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二 、知假买假适用《消法》的法理依据

（一）从法条的文义来理解，将消费者限定在“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意义在于把“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区别开来。
知假买假引发争议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消法》中“为生活消费需要”这一限定词的不同理解。从法理上**律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其实质是一种行为规范，而不是用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该限定词将《消法》调整的范围限定在生活消费内，排除了生产性消费。从双倍赔偿的责任范围来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是《消法》规定的惟一前提条件。现行有关司法规定都表明，构成欺诈必须有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结果发生，其合理性值得商榷。我国刑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未遂犯都要负刑事责任，所负的责任与既遂犯相同或者较轻。”［14］界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要求有消费者受到侵害结果的发生，显然与《消法》立法目的相悖。欺诈属于单方行为，欺诈与知假买假不应存在因果关系，后者的存在也不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二）肯定知假买假是消费行为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具体体现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法理方面讲，肯定知假买假，是对公民个人权利高度重视和完善保护的具体表现。以主观动机为衡量是否是消费者的标准，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在法治社会，公民享有对自己的合法财产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和自由，消费者的购买无论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索赔，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因此肯定知假买假是消费行为是法治尊重人权的具体体现。
（三）知假买假索赔是打击假冒伪劣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
打击假冒伪劣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假冒伪劣的出现不但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了商业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公平交易原则，还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重拳打击是势在必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费者买假后依法索赔是法律赋予公民社会监督权的独特方式。只有将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充分发挥，政府和老百姓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知假买假进行依法索赔正是行使公民参与打击假冒伪劣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打击假冒伪劣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政府应当支持并鼓励更多消费者参与让假冒伪劣无处藏身。
（四）知假买假符合市场经济诚实信用的公认原则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经营者制假售假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为获得索赔而知假买假并不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只要购买不是用于非法目的，就应认定为是善意和诚实的。知假买假者虽然主观上有自己获利的动机，但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相反，引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对假冒伪劣行为的抑制，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给众多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面对令人担忧的消费环境，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现行的法律法规是否能够有效地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果否定知假买假行为，无疑是对制假售假者的姑息和纵容。

三、知假买假保护措施与建议

知假买假历来颇受争议的焦点与消法第二条定义，法律体系的设计有着实质性的联系。息其争议，只有在贯穿立法的目的、精神、原则、适用的基础上明确消费者定义并完善法律制度且正确执行立法宗旨的情况下，才会不招致非议，在综合知假买假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基础上，笔者认为对知假买假应当给予明确保护，同时指出现行《消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几点措施与建议以供参考与研讨。
（一） 适用和解释：应符合被适用、被解释的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
《消法》第一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明确消法的立场与目的。《消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是消法最重要原则，也是消法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消法的解释适用上应符合和有利于实现《消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的解释。针对知假买假不能过分拘泥于法律表面文字，应选择适用其中最适合和最有利于实现该法目的、原则、精神的涵义。否则，只会死搬硬套适用法律条文，没有任何法律理念参与期间，就失去了法的实质性意义。因此在对待知假买假，解释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应符合被解释的法律的目的、原则与精神方能真正实现消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完善“消费者”概念
《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里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笔者认为不应局限在“为自己生活消费需要”上，还应当包括“赠与他人、为他人生活消费需要”等其他非生产性需要。消费者定义应借鉴[7]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来确定消费者主体身份的条件比较合适，即"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他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建议《消法》第2条行为目的性指向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把"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中的"为生活消费需要"去掉，改为"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明确消费者概念，息各方争议。统一法条概念审判才能统一，方能更大范围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明确举证责任
1.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给予明确这种举证制度。
在知假买假索赔案件的审理中，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张的原则，明显是对消费者不利。原告要提供证据证明所标的商品为假冒伪劣的证据，对于其本身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比如权威部门的鉴定费，信访答复等需要一定的精力和费用的支出，其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故只要消费者使用或购买，接受服务发现该商品不具备合格产品的任一点事由，应当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证据以证明所售商品的真实性，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在《消法》中给予明确这种举证制度，由被告提供合格商品的证明。《消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条更加说明了在消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是不违反立法本意与精神的。
2．“谁主张,谁举张”应用于否定消费者之被告进行举证
是“为生活消费需要”，以证明原告是不是消费者、受不受《消法》保护的时候，由谁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消法》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弹性比较大。是由制假或售假即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呢？还是由购买者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应当由知假买假索赔案件中的被告进行举证。《消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张的原则，根据这些规定的精神，只要原告确实是购买了可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就应推定其是出于生活消费需要的动机。因此，法院应选择由制假或售假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以防其随便以原告不是消费者为由逃避责任。法院不应选择由作为假货购买者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特别保护。
（四）亟待审判机关统一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