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和机制，明确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范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行为，促进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合理流动，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认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各种类型的财产和财产权利。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资本运营，是指出资人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通过企业的兼并、拍卖、收购、资产置换、股权置换、投资、联合等多种资产重组方式，使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向高效益领域流动，不断实现资本扩张和保值增值的一种特殊经营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授权经营，是指各级政府或者其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代表政府将其管辖的企业国有资产授予资本运营机构（包括企业集团母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运营机构）运营，运营机构代授权方对权属企业行使出资人职能的
行为。
第五条 企业国有资产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实行由政府（国资委）监督管理、运营机构运营、权属企业经营的管理体制。
第六条 省国资委代表省政府对其所辖境内外企业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职能。
第七条 省辖境内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运营、经营，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出资人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出资人，是指国有资产所有者，即依法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各级政府（国资委）及其授权的运营机构。
第九条 各级政府（国资委）是其授权的运营机构的出资人，行使下列职能：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各项政策；制定所辖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审议、批准企业国有资产总体发展规划，决定企业国有资产调整的重大事项；
（三）决定运营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以及运营机构章程；
（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委派或者更换运营机构董事，并在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董事长；
（五）审核运营机构的重大决策和年度经营预算、决算，保留对运营机构重大决策和年度经营预算、决算的否决权；
（六）负责对运营机构进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对运营机构法定代表人进行奖惩；
（七）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向运营机构派出监事会。
第十条 省国资委办事机构设在省财政厅，负责承办省政府及省国资委议定事项，并负责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产权变动、资产统计以及经营状况评价、资产评估、保值增值指标考核、产权纠纷调处、资产流失查处、国有资产收益收缴与分配等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运营机构是其权属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承担有限责任。
第十二条 未纳入授权范围的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由本级政府（国资委）行使出资人权利。

第三章 运营机构
第十三条 运营机构是指经本级政府或者本级政府委托国资委授权从事资本运营活动，并经登记注册为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的企业法人。运营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本级政府或政府委托国资委审核批准；
（二）企业国有资本达到规定的额度，在国民经济以及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同行业中具有带动作用和较强的竞争能力；
（三）具有资本运营、资本扩张、利益协调和决策能力，能够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运营机构依据产权关系对权属企业行使下列权利：
（一）批准全资企业的章程；
（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委派或者更换全资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决定主要领导人的报酬；
（三）审议全资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和税后利润分配方案，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四）审议批准全资企业的重大投资、抵押和担保，决定和批准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以及公司的解散和清算等事项；
（五）依法决定全资企业原行政划拨土地的转让（不含系统外转让）；
（六）依法收取投资收益、产权转让收入以及其他收益，纳入年度经营预算、决算，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七）对权属企业经济效益进行考核；
（八）对控股、参股公司依据所持股份行使股东权利，涉及干部管理的，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办理；
（九）本级政府（国资委）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五条 运营机构应当承担国家法律规定的法人义务，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受本级政府（国资委）的监督管理，落实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
（二）按照本级政府（国资委）制定的政策和目标，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促进权属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
（三）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四）执行同级财政部门有关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和分配的规定；
（五）建立年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备案制度，制定权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
（六）在国有资产产权变动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七）维护权属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八）本级政府（国资委）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六条 运营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设置：
（一）董事会是运营机构的决策机构，行使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向授权的政府（国资委）负责，董事长为运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二）经理实行聘任制，由董事会任免并对董事会负责，主持运营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运营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四）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经理原则上不得相互兼任，董事长和经理确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审批，董事会成员未经本级政府（国资委）同意，不得在与任职的运营机构无产权关系的其他企业任职。
第十七条 运营机构的注册资本是指国家投入运营机构及其权属企业的资本总和。
第十八条 运营机构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列入运营机构年度经营预算、决算。

第四章 权属企业
第十九条 权属企业是指与运营机构有产权关系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第二十条 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权属企业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第二十一条 权属企业对其占用的国有资产行使法人财产权时，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运营机构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利益。
第二十二条 权属企业在行使经营自主权过程中，以其拥有的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权属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和发展方向，必须符合企业章程规定。
第二十四条 权属企业处分资产导致经营方向发生重大变动时，必须经出资人批准。
第二十五条 权属企业的国有资产收益，依法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应当按照运营机构和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第二十六条 权属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必须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按照规定向运营机构报送财务报告。
第二十七条 权属企业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其经营的资产进行非法平调和摊派。

第五章 授权经营
第二十八条 授权经营的审批，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提出拟授权运营机构名单，报本级政府（国资委）同意后，通知拟授权的运营机构；
（二）拟授权的运营机构按照要求拟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案》以及授权经营申请；
（三）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其提供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案》进行审查；
（四）对符合条件的拟授权运营机构及其权属企业由财政部门组织进行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确定拟授权范围的企业名单以及国有资产总量，拟定授权经营责任书；
（五）财政部门将授权经营申请（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案》、《授权经营责任书》）报本级政府或者国资委审批；
（六）根据本级政府（国资委）授权经营批复，由财政部门代本级政府（国资委）与授权运营机构签订《授权经营责任书》。
第二十九条 授权经营采取直接授权和划转授权两种方式。直接授权是指将与运营机构有产权关系的国有资产授权运营机构经营；划转授权是指根据运营机构优化配置和发展的需要，将与其没有产权关系的国有资产划转运营机构经营。
第三十条 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授权经营可以跨区域、跨行业进行：
（一）同一区域政府管辖的企业国有资产需跨行业授权的，由本级政府（国资委）决定；
（二）不同区域政府管辖的企业国有资产需跨区域授权的，由有管辖权的双方政府（国资委）协商同意后，报上一级政府授权；
（三）省政府（国资委）拥有对省辖境内外国有资产进行跨区域、跨行业授权的决定权。

第六章 监督与考核
第三十一条 各级政府（国资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外派监事会方式，负责对运营机构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 运营机构对其权属企业，通过参加监事会、委派财务总监等方式进行监督。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对运营机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
第三十四条 监事会实行监事会主席负责制以及年度和重大监督事项报告制度。
第三十五条 运营机构及其全资、控股企业实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度。财政、经贸、审计等部门按照其职能分别承担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责。
第三十六条 未纳入授权经营范围的国有独资企业的监督，实行由同级财政部门委派财务总监的方式进行。
第三十七条 财政部门负责对运营机构和未纳入授权范围的国有企业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运营机构负责对其权属企业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可以根据企业的特点由运营机构制定。考核结果作为对运营机构和企业经营者奖惩和
任免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八条 运营机构董事、董事长的工资和奖励由同级政府（国资委）决定，并与运营机构的经营业绩挂钩，工资和奖励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运营机构对其权属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特点实行经营者利益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收入分配形式。

第七章 责任
第四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对运营机构监督管理、授权经营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等项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运营机构和权属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同级财政部门对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者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者损害的；
（二）弄虚作假，不如实反映经营状况的；
（三）对国有资产流失隐瞒不报的；
（四）隐瞒私分国有资产的；
（五）违反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规定，造成一定后果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5月31日
从一个案例看司法改革

　　卢映西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可谓任重道远。

　　一、从一个极端案例说起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周澄，90年代中期曾是本溪钢铁公司驻北京销售人员，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为了给北京中心筹措营运资金，他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一下子赚了40万元。赚到钱后，他把本利中的3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购买了三室二厅的K楼301室，没办产权证就在门口挂上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处的牌子办公。这一提款购房的行为，1999年被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判了5年徒刑。周澄上诉，被驳回。

　　一审时周澄的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是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也认为周澄无罪，公诉书所述实际上并非其本人意见。现已退休的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靠”。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的主审法院院长后来不幸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良心发现，找到了周澄，当面拿出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这位院长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于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披露，我们看到了当时一审审判委员会和二审合议庭触目惊心的记录：

　　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上级法院意见判起刑线5年。法院院长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说：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位代理审判员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另一名代理审判员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确实是个十分极端的案例（以下简称“周案”）。参与诉讼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被告周澄最终获刑5年。然而这样极端的案例却真实地发生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

　　二、观念的滞后

　　“周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是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然而再考察一下案例发生的大背景，就更令人深思：司法独立原则在当今中国，不但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而且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明确指出了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上述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毫无障碍地发生了。这说明，“周案”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

　　1、司法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可是这种司法独立的理念在我国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崇尚礼教，视法制为卑卑不足道，司法二字不见经传，自与外国接触，稍稍通晓。”（张一鹏，1922）所以“权力本位”一直代表着传统法律思想观念的价值底蕴，一直到现在，公民的仍然缺乏法律信仰，公民法律意识的低下恰恰使司法独立失去大众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领导在头脑中也没有虔诚的法治信仰，“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远远未建立起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置自己于法律或司法机关之上，插手具体司法事务；严重的甚至以权压法，强迫法院或法官按自己意志办案；或以法律监督为名，行“干涉司法”之实，使得司法机关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凡此种种，无一不严重影响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建构与发展，阻碍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除此以外，我国司法观念现代化的迫切性，还在于由周案引出的一点启发：周案既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一般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因此，只有在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而显得“青黄不接”的转型期，才最有可能搞出“周案”这样的“今古奇案”。可见在司法改革中，观念及时更新至关重要。

　　2、如何理解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衍生出来的。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西方国家都在诉讼法乃至宪法中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立法机关的干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但现代司法实践不断证明，真正的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独立为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如何具体体现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些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偏颇必然导致司法的扭曲。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 ，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

　　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在组织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三、体制的制约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司法权本身的独立。司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非法干涉；二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组织各自独立，下级组织不受上级组织的非法干涉；三是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受任何他人的非法干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必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司法人员与审判组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司法体制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制约性，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就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保障而言，“周案”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保障即使有也基本上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