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
高 原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对该规则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一定必要的回顾才能明白其内容与意义。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中，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然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对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应当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3]当然，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针对非法搜查与非法扣押行为，而且并不是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特别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4]从而使得美国各州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当然这些都还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如果扩展到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也走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路，通过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直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5]由于米兰达规则已经不再只是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是针对警察机关的讯问行为，因此可以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尽管期间也产生了一些争议，但是也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具更加合理与完善，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调查证据时的行为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美国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所以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十四修正案等规定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其次也包括违反一些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取得的证据。美国的证据法并未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那样对证据明确分类几种形式或类别，因此也无法将美国的证据与我国各类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证据进行简单的直接的比较。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6]也就是说，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主要保护的是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权利，而且主要涉及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为逮捕、搜查与扣押，除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外，也主要表现在对实物的获得上。如果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进行的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使用。而对于无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尽管很有可能因为取证行为的违法而被排除，但各自也有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例外；对于有证进行的逮捕、搜查或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也不能全部都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能排除，除非逮捕、搜查或扣押的行为必须符合令状的要求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得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的规定，利用强迫、威胁、引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使用。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得到的证据主要是指获得的被告人的言词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美国在保护公民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宪法权利时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就是米兰达规则，违反该规则的后果是该证据将被排除使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特别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为在一些关键的程序中[7]，如果警察侵犯了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权利，那么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证据就应当被排除。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任何州都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各州管辖区内也不得拒绝给予各州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所以美国宪法中对于人权的基本保护，各州应当予以适用。
除具有合理的理由或法定的例外情形外，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方式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应当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在非法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获得的其他证据、或者是发现了其他的证据线索并且通过该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当予以排除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还形成了“毒树之果”相关理论和规则，对于“毒树之果”一般应予排除，但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条件，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决定该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也较复杂的理论，限于本文篇幅就不再介绍。
当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统一运用，美国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自己的例外，例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发现例外、独立来源例外，以及一些程序性例外，等等。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取证方式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华尔兹教授就对独立于逮捕的搜查和扣押总结出六种最为重要的例外，分别是：紧急情况、车辆的搜查、对危险嫌疑人的“紧追”、对官方保管物品的搜查、“一眼看清”原则、边境搜查。[8]而且每一种例外都有较为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通过这些例外，基本上能够解决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带来的负面作用，满足警察机关正常刑事侦查与打击犯罪的需要。但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的例外当然并不是通常发生的情形，这与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证拘传、无证搜查、无证扣押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规则，是与美国特别注重保护人权是分不开的。不论是从非法证据最初的建立还是以后的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国家机关特别是警察机关利用权力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排除这些可能在事实上是真实的但在程序上违法的证据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美国人似乎并不认为可以通过牺牲宪法以及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条件下达到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甚至从反面来鼓励警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宪法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与美国的审判制度有关，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把那些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避免这些不能使用的证据对陪审团造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

三、 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相关规定
（一） 德国。与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依据主要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及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这些修正案所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不同，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主要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可以采用，而且把证据的排除区分为违反了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与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两种情形来处理[9]。例如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的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0]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作出规定，所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法院和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采取个案处理的态度，不能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同时德国一些学者也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予认同。[11]并且总结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可以排除，这些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通常是被告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该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不能取得；3、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12]而对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及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予以较多的排除。[13]
（二） 日本。在日本，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且一般也认为以1978年审理大阪冰毒案开始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4]关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称司法无瑕说）及抑制效果说。在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先生看来，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也有二种观点，一种为绝对排除说，一种为相对排除说，在相对排除说中又依据一些条件或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并不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而是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两个证据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15]虽然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一些证据的适用，但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例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时所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再决定，我认为值得深入的研究与借鉴。
（三） 英国。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普通法系，但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与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来看，英国的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与美国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观点显然不同。其次，尽管英国也通过一些案例的审判来形成一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但也制订了一些法律来进行具体规定，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对非法证据的处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中规定，如果被告人声称其供述是在被逼供或者基于他人言行在特定环境下影响到可靠性时，此供述将被法庭排除使用，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此供述不是在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项也规定，在任何诉讼中如果法庭采纳公诉方的证据将对该诉讼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时，法庭可以拒绝采纳该证据，而且这一规定不妨碍其他任何法律规则要求法庭排除证据。[17]从该法律条文来看，在排除不正当证据的使用方面，法官似乎被授予了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他们更加倾向地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是非法或不当取得就应当予以排除[17]，这与美国对非法证据大多数予以排除的作法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即使被告人的供述因取证行为违法而被排除，但从供述中取得的任何其他证据都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从被排除的非法证据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不予以排除，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8]这与美国的作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其他国家刑事诉讼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限于资料掌握与本人水平限制，本文就不再予以介绍。

四、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和建议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评价在何种条件下侦查机关才可以对公民的通信信息进行检查或收集，而且也仍然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我国的刑事法第九十三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有这项权利。尽管我国三大诉讼法尽管都对证据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但却多数是原则的规定，并没有对证据是否可采确定一定的适当的标准，既不能对证据的收集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引，甚至对一些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予以采用从另一个角度放纵甚至是鼓励通过非法方式取得证据。如果说美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遏制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侵犯公民权利，那么我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纳不仅鼓励了这种通过不法侵犯公民权利来取得证据的行为，而且在事实上也产生了因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的错误裁判，并使得一些无辜的公民受到刑事处罚，损害了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国证据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借鉴以及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刑事证据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太过于简单与粗糙，很多内容都只有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使得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证据的方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并以此来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中，最为集中和全面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8年9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则。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如果采用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又无疑会放纵甚至是鼓励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遭受侵害。那些认为对非法证据不予排除，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侦查人员按照非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影响程度等因素给予相应的惩罚或制裁甚至是予以刑事处罚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两者都可兼顾：既能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并惩罚犯罪者，又能通过给予非法行为人相应的处罚以引导侦查人员采用合法的方式来取得证据，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在刑事强制措施中也没有一个中立的机构来审查是否必须采用某一强制措施，也鲜见有侦查人员因收集证据违法而受到任何制裁的，而且在法院相对不独立的情况下，鉴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目的的高度一致性，也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能够切实得到相应的保护，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从而遏制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对公民基本人权的漠视与侵犯。当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后果，也就可能出现审判的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但我认为放纵一个（或一些，当然只能是很少数）罪犯总比侵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更好，我们不能因为要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我们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上，应当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力争使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据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这些分类与外国的证据法规定有些不同，至于这种分类是否合适本文将不予探讨，但所有这些证据类型都有可能通过非法行为取得或造成，例如把通过非法搜查来的物品进行刑事技术鉴定后作为证据，在没有取得令状也没有经过谈话者同意的情况下录制的视听材料，等等。我在本文中不单独对各种证据非法取得时如何处理进行探讨，而主要是分为两类来简要论述，其一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其中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也扩大到证人证言及被害人陈述；其二是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论是非法取得的物品、文件、书籍、视听材料、现场照片或录像，等等。至于主要内容，我将结合毕玉谦、郑旭、刘善春著《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九条）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文来进行简要探讨。[19]首先，该草案第二十七条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限定于刑事诉讼中，我认为这与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与意义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这种限定范围。但我对限定于“警察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情形”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有些权利根本就没有规定，例如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辩护的权利应当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权保障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式，但我国宪法并未规定这项权利，而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不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可以通过案件审判来丰富、完善、扩大和补充宪法权利的内容，并通过判例来约束全国各地法院都遵守判例所确立的内容与规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身起源来看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出发而产生与形成，但由于各国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通过简单的移植也许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次，对于该草案建议稿实行令状主义，把令状签发的机关建议为法院，并限制了必须获得令状的侦查范围、申请及签发令状的标准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符合国家机关通过分权来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我认为是合适的。另外，该草案建议稿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尽管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人只有被告人，对于侵犯证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被告人是无权请求予以排除的。但我认为该草案的扩大适用并无不当：既然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来遏制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侵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证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不予保障呢？而且如果法律允许侦查机关通过侵犯证人或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来获得证据，是不是也在鼓励侦查机关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该草案的这种规定是合适的，值得肯定。其三，对于“毒树之果”的处理，该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由非法获得的证据引出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这种完全采纳“毒树之果”的观点我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可能会纵容甚至鼓励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证据，这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不需要我举例大家都能感受到。我认为，对于“毒树之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规定可以采纳或不可以采纳，要制订出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至于应当从哪些条件或情形去考虑，限于本文篇幅不再深入探讨，但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对“毒树之果”的处理办法并研究出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标准，来指导该派生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或采纳的问题。当然，该草案建议稿还规定了违反法律其他规定获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等问题，本文在此不再详细评介了。
通过上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这一规则并在司法实践得到较好的执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建立的目的就是防止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且认定某一证据是否为非法的权利在于法院，那么就必须使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能会对宪法及有关法律进行修改，重新分配与明确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目前难度也是很大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这样才能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其三，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都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于接受。第四，由于我国历来首先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后才是公民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观念更是漠不关心，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普遍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第五，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将对警察取证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于习惯于通过旧有取证方式的来调查收集证据的警察来说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本文就不再一一探讨了。
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我们不能因为某项制度的建立可能会放纵一个（或一些）犯罪就抛弃这项制度对我们每个公民所提供的基本权利保障，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就放弃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定稿于2004年10月31日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不得删改。
联系电话：02033517138 13042050713
e-mail:gaoyuan2000@21cn.com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545页。
[2] 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 相关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3页至第24页，以及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至第168页。
[4] 关于审理该案时克拉克大法官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表的精彩裁决意见，请参见李学军主编的《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至第53页。
[5] 关于该案的有关详细情况及该规则更为具体的内容，请参见[2]引书第29页，[4]引书第182页至195页。
[6] 转引自[2]引书，第40页。对于美国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也可参见杨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的相关译文，由于各位翻译者的译文有时候相差较大，本文采用杨宇冠先生的译文来使用，请读者留意。
[7]至于关键程序或关键阶段的范围，据杨宇冠先生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对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辨认的程序；2、警察或检察机关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3、第一次出庭（通常指在逮捕被告人后第一次带到治安法官面前）；4、答辩程序；5、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6、审判程序。请详见[2]引书第59页。
[8] [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9] 当然，也有学者把证据禁止分区为举证禁止及证据使用（证据评价）禁止两大类。请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至第63页。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1991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刑事检察工作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专门业务，其任务是：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职责，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刑事检察工作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二）忠实于事实真象，忠实于法律，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三）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法院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四）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五）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第四条 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 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二）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免予起诉；
（三）对需要延长羁押期限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是否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四）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出席公诉案件第一、二审和再审案件法庭；
（六）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七）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八）对执行死刑实行临场监督；
（九）结合办案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是在检察长领导下具体承担前条所列各项工作的业务机构。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相互联系，掌握社会治安情况，并及时参加公安机关对特别重大和影响大、危害严重的重大案件的现场勘查，以及重大集团案件、重大复杂案件和影响大的涉外案件的预审活动。“＃13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实行专人审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
对重大复杂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在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前，应组织集体讨论。
第八第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必须严格保密，应由检察长或检察长指定的检察人员办理。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在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或被害人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已办结的案件，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检查情况应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形成的材料，除随案移送人民法院的外，应及时整理归档。归档材料的范围及顺序等按照国家档案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指导、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指导、检查下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
第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时，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应认真执行。如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有错误时，可在执行的同时，向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情况。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除本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外，与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相同。

第二章 审查逮捕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对管辖上有争议的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由本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
第十六条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检查《提请批准逮捕书》或《逮捕人犯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必须查明：人犯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犯罪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确实；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逮捕人犯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进行审查。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全面、认真地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审查后，应提出审查意见，并制作《审查逮捕人犯表》，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呈报检察长。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对已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可以进行讯问。如需要对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进行讯问时，应征得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同意后进行。
第二十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或者退回补充侦查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1个月。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提出是否逮捕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或根据案件情况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退回侦查部门。对案件审查决定的时限，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作出逮捕决定。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应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逮捕决定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送交侦查部门，由侦查部门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写明需要补充侦查的内容，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事检察部门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第二十三条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发现应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人犯建议书》，送交公安机关。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应逮捕的，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并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应逮捕而本院侦查部门未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向侦查部门提出移送审查逮捕人犯的建议。如建议不被采纳，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四条 对逮捕又改为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需要再次逮捕的，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五条 对于人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分别情况作出不逮捕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对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也可作出不逮捕的决定，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作出不逮捕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经相应的人民检察院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同意后，由犯罪地人民检察院作出逮捕的决定。
现役军人（含文职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军事检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武装警察、边防警察、消防警察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犯罪地或人犯驻地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的下列案件，应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1。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2。批准逮捕的反革命案件、涉外案外；
3。作出逮捕或不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
备案材料包括，《审查逮捕人犯表》、《提请批准逮捕》或《逮捕人犯意见书》等。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决定的案件，发现原决定确有错误时，应及时纠正。
对已作出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逮捕决定，并制作《撤销逮捕决定书》，及时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作出不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不逮捕决定，并重新作出逮捕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撤销原逮捕决定或已作出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而被释放的人犯，又发现有漏罪或新罪，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批准逮捕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并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议决定书》，通知公安机关。
对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不批准逮捕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复核，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需改变原决定，应通知作出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另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填写《批准逮捕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将已批准逮捕的人犯予以释放，且释放错误的，应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如意见不被接受，可报请上极人民检察院，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在侦查中对人犯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
公安机关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应由公安机关在羁押期限届满7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第三十二条 对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和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在依法延长羁押期限1个月后仍不能办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延长2个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对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按上述规定延长羁押期限后仍不能终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需要延长人犯羁押期限的，由侦查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经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补充侦查后，可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的，能照前款办理。
第三十五条 对已决定逮捕的人犯，公安机关到外地执行逮捕或用函件委托外地公安机关代为逮捕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续的几项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审查起诉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与人民法院审判管辖相适应。
（一）基层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属于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应写出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由基层公安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送，由其向同级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再由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审查起诉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一般应退回基层人民检察院，与要时也可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如属下级人民法院管辖，可建议同级公安机关按照案件管辖范围，交下级公安机关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也可直接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受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适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检查《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二）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是否适当；
（三）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四）有无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
（五）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七）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办理。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认真地阅卷审查，制作阅卷笔录，复核犯罪事实、证据，讯问被告人，调查补充必要的证据。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勘验和检查时，一般应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请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参加。
第四十一条 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拟写《案件审查报告》，提出起诉、免予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1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填写《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15日。
人民检察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以改变后的办案机关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按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办理。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并制作《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同级人民法院。
第四十五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后，认为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需要进一步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提出具体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可参照前款办理。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的同案犯的，应制作《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
以直接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请起诉的同案犯的，应向侦查部门提出补充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侦查部门如有不同意见，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七条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被告人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并制作《免予起诉决定书》。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受贿等案件的被告人，需要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免予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免予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对免予起诉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四十条 对被告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制作《不起诉决定书》。
第五十条 不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不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第五十一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应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被告人已被逮捕，应作出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起诉的案件，如发现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主动撤回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第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 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其中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自行侦查，也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可以由刑事检察部门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必要时可由刑事检察部门与侦查部门共同补充侦查。
第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决定免予起诉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免予起诉决定书》副本及《案件审查报告》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备案审查。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复核或被告人、被害人提出申诉的案件，由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复查。复查后，应起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提起公诉。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起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并应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通知公安机关。
下级公安机关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的不起诉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认真复核。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公安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最迟不超过20日作出决定，并由刑事检察部门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改变原决定，可由作出原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重新制作决定书。
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提出申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
第五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四章 侦查活动监督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检察长领导下，对本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五十九条 侦查活动监督主要是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
（一）对人犯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言，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偷换以及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
（五）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违反有关赃款、赃物保管处理规定，贪污、挪用的；
（八）违反法定期限和有关强制措施规定的；
（九）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
第六十条 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采用口头、书面形式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法行为的口头纠正意见，一般由案件承办人提出，并及时向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时由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提出；需要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报请检察长批准。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督促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告人民检察院。
对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移交本院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可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情节较重的，或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报告检察长决定。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和预审活动，应在了解案情、熟悉证据的同时，认真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发现违法，及时纠正。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在送交公安机关后，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对拖延执行或不执行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应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执行，同时将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抄报上一级公安机关。
第六十四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不被接受时，应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正确时，应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督促下级同公安机关纠正；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有错误，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已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五章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六十五条 提起公诉的案件，除罪行较轻并经人民法院同意不出席法庭的外，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第六十六条 出庭的检察人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公诉人应由检察长、检察员或代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六十七条 公诉人的任务是：
（一）指控、揭露和证实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
（二）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六十八条 检察人员在出庭前，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进一步熟悉案情，制作公诉词，并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可能进行辩护的重点问题拟写答辩提纲。
第六十九条 公诉人在法庭上应依法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起诉书，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公诉词，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条 在法庭上，公诉人应认真听取和积极参与法庭调查，以协助法庭查明案情，揭露和证实犯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进行讯问、询问或建议审判长出示已收集在案的证据：
（一）审判人员对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漏问或未查清的；（二）被告人在法庭中供述的犯罪事实、情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有关事实、情节、罪名和犯罪动机、目的等方面可能成为辩论焦点的。
第七十一条 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对在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分歧的，应认真进行答辩。
第七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的；
（二）发现案件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
（三）发现有遗漏影响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实和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能当庭调查清楚的；
（四）有严重违法行为，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的。
当延期审理的建议不被采纳时，应提请法庭记录在案。庭后报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三条 检察人员的出庭笔录，应详细记载庭审的时间、地点、人员、公诉人出庭执行任务情况和法庭辩论等主要内容。
第七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遗漏同案犯的，人民检察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检察院没有起诉、法院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应如何处理问题的联合批复》办理。

第六章 按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或裁定书后，办案人员应及时审查，填写《刑事判决、裁定书审查表》，提出处理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对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制作《抗诉书》，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影响正确量刑的；
（四）免予刑事处分、适用缓刑错误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七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对裁定的抗诉，应在接到裁定书的第二日起5日内提出。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中第一条所列犯罪案件的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3日内提出。
第七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抗诉正确的，应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可以提出复议。上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进行复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
第八十条 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如果认为重新审判决确有错误，仍可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章 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一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要求派员出庭的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二条 检察人员出席第二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对原审法院错误的判决或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支持原审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或裁定，反驳无理上诉，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三）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四）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八十三条 检察人员出席条二审法庭前，应客观全面地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以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或上诉人的上诉状。重点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量刑是否适当，以及抗诉或上诉的理由是否正确。
第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第一审案卷材料，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必要时应提讯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
第八十五条 检察人员出庭支持抗诉，应制作抗诉词，拟写答辩提纲。对上诉案件出庭时，应制作出庭意见。
第八十六条 检察人员在条二审法庭上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抗诉书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抗诉词或出庭意见，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第八十七条 在法庭辩论中，检察人员应针对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量刑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重点发言。
第八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到本细则第七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第八十九条 对检察人员出席第二审法庭的其他要求，参照本细则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审判活动监督
第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九十一条 审判活动监督的重点是：
（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遵守法定审理和送达时限；
（二）法庭组成人员是否合法；
（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四）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五）审判人员有无徇私枉法的行为；
（六）审判活动中有无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可参照本细则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章 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诳力的判决、裁定确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量刑明显不当的；
（四）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九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提出抗诉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九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责成所作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或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建议上级或层报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 审判决或裁定后，如同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所作的终审判决、裁定仍有错误，应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时，应将《抗诉书》副本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章 出席再审法庭
第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法庭，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
第一百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区分以下情况，由不同的业务部门承担出庭任务：
（一）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出庭任务由承办提出抗诉的业务部门承担；
（二）人民检察院经复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后，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出庭任务由复查该案的业务部门承担；
（三）人民法院经复查依法决定再审的案件，原审被告人正的服刑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原判决已执行完毕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承担。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管辖相适应。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由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则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对罪犯执行死刑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临场监督。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由检察长、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临场监督通知后，应检查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或按规定应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
对停止执行后重新执行死刑的案件，应查明有无重新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第一百零五条 在执行死刑前，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如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建议人民法院停止执行：
（一）被执行人并非应执行死刑的罪犯；
（二）罪犯正在怀孕的；
（三）罪犯犯罪时不满18岁的；
（四）罪犯临场喊冤，提出新的证据、情节，或有其他情况，应暂缓执行的；
（五）执行死刑的场地和现场秩序足以造成他人伤亡的。
第一百零六条 执行死刑后，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应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并填写《死刑临场监督笔录》，签字后入卷归档。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七条 关于本细则中涉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或文件的格式、要求，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另行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原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一百零九条 本细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